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近40年，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入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向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和经济贸易大国；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提高，逐步实现了从摆脱饥饿到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国际话语权、规制权、影响力、国际地位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和平发展成果的良性外溢效应凸显。“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在十分关注和惊羡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改革不断成功的同时，也在思考和探究其中成功之道。概括地讲，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用勤劳、勇敢、智慧、坚韧，克服和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成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具体讲，至少包括以下一些经验。
历史是教科书，也是“清醒剂”和“营养剂”。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内一穷二白的困难和西方国家的封锁敌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没有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够全面，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走了弯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对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同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牢记经验和教训，扎实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避免急躁冒进和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牢牢坚持改革开放这项基本国策，并一路排除了各式各样的干扰，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把发展作为硬道理。只要回顾一下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视察系列讲话，从铿锵有力的字里行间就会深深地感受到党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教训来看，苏联东欧剧变使我们认识到，封闭僵化的老路走不通，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走，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社会主义建设从中国国情出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对于苏东剧变，我们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进行了正确的应对。一方面，冷静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坚定理想信念，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没有坚持正确的路线，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使改革变向。另一方面，以苏为鉴，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体制改革，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快速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苏联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高度集中体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改革一波三折，导致问题积重难返。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扬弃。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把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使改革不断深化，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二、实施创新战略，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和综合创新的良性互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等。思想观念的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基础。解放思想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整个社会掀起一场思想领域的大解放，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摆脱了教条的束缚，帮助人们实现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人们逐渐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观念的创新必然是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几大基本问题上，在深刻回答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等几大规律的认识上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程度、丰富程度和深刻程度；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上与时俱进，不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工作新局面。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创新理论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实践创新、制度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交相呼应、互相促进，从而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成绩。制度的创新有助于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又能够进一步加速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带动社会生活自主性和整体性的综合性创新，为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注入活力，并且进而激励发展自主创新，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国力的竞争，最根本的在于人才的竞争。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和教育的支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一段丧权辱国的屈辱的历史。这段经历让人们铭记住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中国之所以落后，之所以挨打，一个重要原因竟是因为错过工业革命的机遇。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全新的时期。机器化大生产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而且推动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孕育着世界秩序的重构。中国在清朝末期由于闭关锁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也使得中国在科技领域与其他国家逐渐拉开了距离，并最终导致近代被西方列强打败的命运。对于苏联来说，苏联后期之所以在与西方竞争中落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把握好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1977年10月，中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正规。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而后，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于1986年3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1985年5月，实施了“星火计划”。1988年8月，实施了“火炬计划”。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在教育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三个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适应新时期的要求，邓小平提出要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邓小平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科技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结合，要注重科技创新，注重人才培养。进入新世纪，结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丰富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将科教兴国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相结合，强调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新时期，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方兴未艾，中国积极抓住机遇。习近平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进入新世纪，国家实施了“万人工程”“千人计划”“四个一批”等人才培养工程，一批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大批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效力。
科教兴国是我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发展战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项科技工程和人才工程相继实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已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全覆盖，继高校“985”和“211”工程后，高等教育正在积极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我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这些富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活跃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为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我国的高精尖科技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专利大国，科学技术呈爆发式增长，尤其在航天、通信、高铁、网络开发、电子支付等新技术领域已领先世界，这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紧密相关。“中国制造”正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升级。科教兴国战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力量，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打下坚实基础，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大助力。
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和制造优势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走了不少弯路，长期排斥市场的作用，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生产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等都存在不少弊端，束缚了生产力和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实行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越来越适应实践的发展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经济活动开展中，市场经济调动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了经济体制“一大二公”的情况，消除了分配上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发展混合经济激发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激发了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管理权责。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助推力。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市场大、充满活力的国家，有利于发挥资源的配置和集约效应以及规模优势。首先，人口为中国改革带来一定的红利。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人力资源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优势。长期以来中国以较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1/5，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其次，基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充分利用国内的市场，实现了制造业产值的世界第一。事实上，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看到，国际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萎缩，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持续增长，内需规模日益扩大。基于此，国家及时调整发展重点，重视国内市场。再次，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培育跨国企业。近些年，国家支持企业发展，靠内需发展国内有潜质的企业，培育国内企业实现走出国门成为跨国公司，提高对全球经济的适应力和整合能力，不断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如在手机制造业方面，华为、OPPO和小米等国产品牌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壮大，并走出国门，打入非洲和欧美等国家，成为全行业的领头企业。
五、积极稳妥地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证改革和发展有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探索过程中，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关于改革的科学方法论，辩证把握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例如，要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等等。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党和政府一直对此高度重视。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来看，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首先，发展是目标。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次，改革是手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再次，稳定是条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证。在这三个方面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的保证作用。他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和发展都十分重要，但改革和发展都必须以稳定为条件，失去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就谈不上真正的、可持续的改革和发展了。也就是说，改革、发展和稳定要放在一个系统里进行理解，要在改革中发展，发展中改革，而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稳定。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就没有条件，没有改革和发展，稳定就不可持续。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的探索过程中，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科学方法论。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教训来看，改革之所以失败或者步履蹒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处理好这些关系。苏联改革后期，政治失去稳定，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苏共党内极端民主化思潮泛滥，社会共识难以达成，导致发展没有稳定的环境，改革失控和变向。邓小平高度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中说，“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改革、发展和稳定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者的关系既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细节问题息息相关。胡锦涛指出，“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胡锦涛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在历史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求准确把握三者之间的平衡点。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这是说，在把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时，要坚持以人为本，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改革一直注意把改革的力度、速度和人民群众接受的程度和认同度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
六、坚持顶层制度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保证改革方向和改革战略的正确性
近40年的改革开放有一条贯穿的红线，就是坚持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的路径和方法密不可分。习近平强调，“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因此，中国改革始终注意苏联改革后期迷失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坚决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摸索前进道路时形成的科学方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方法，才能不断成功。摸着石头过河，说的是一种过河的方法，是一个意象。邓小平透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意义，把其运用到改革的实践中，指出其在方法论上就是重视试验，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改革的策略和方案。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要大胆试验，勇于创新，犯了错误及时改正。这种方法在改革初期帮助我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不断学习和运用客观规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啃硬骨头”，单纯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已无法满足改革开放的需要，“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顶层设计”是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统一起来，“顶层设计”要以“摸着石头过河”所获得的经验为基础，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方法的支撑，将二者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法不排斥整体性的思考和研究，而“顶层设计”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摸索前进的过程。所以，要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程”结合起来，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改革过程中，两种方法的互补与制衡能够产生一定的张力，有助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在改革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表明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大地，逻辑和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我们可以将发展放慢一点，但是要稳当一点，否则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甚至翻车的现象。中国近4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以事实证明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方法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远大的科学的战略思维，把握世界大势引领时代潮流
知天下者，善谋大势。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战略思维要求从整体性的视角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习近平指出：“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略思维至关重要，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统揽全局的能力，不仅是政治家、理论家，也是战略家。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具备现实条件和发生缘由，果断裁军一百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展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气魄。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运用全局性思维。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要坚持总揽全局，抓根本，办大事，要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面对国际问题时，要秉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合作，考虑这些问题时，既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又要放眼世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可以说，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中国把握机遇，坚持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韬光养晦，科学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科学判断，头20年中国仍然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从战略思维的层面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加速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基于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基本国情的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二字表明了对过往方向的继承和在以往的基础上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习近平在2016年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也是为了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这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在战略思维方面的新进展，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现实和时代要求的整体把握，展现了党和国家深化改革、开创新格局的坚定决心。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以新理念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大手笔的战略举措，必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精彩篇章。除了战略思维外，习近平还强调要善于运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分析和处理问题。
作为对照，反观一些西方大国，即使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仍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穷兵黩武，劳民伤财，错过了历史机遇，广受批评，损害了国际形象。对此，弗里德曼指出，如果仔细考察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行”，而非“言”，就会发现，领导人没有大战略思维。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大国兴衰规律来看，在历史上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等国的的崛起和霸权，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崛起有几个因素。一是海上的霸权，二是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领先，三是科技和人才的保障，四是制度持续的创新，五是军事实力的雄厚，而且充满着战争和暴力。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影响国家兴衰因素已经不仅限于上述几点，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走和平发展之路，展示了世界秩序建设者形象，力求实现中国发展和世界治理的良性互动。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冷战格局之下，邓小平通过分析世界格局，得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结论，进而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21世纪初，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江泽民指出，“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2004年4月，胡锦涛指出，“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党和国家基于对当今时局的准确把握，强调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在与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比如，在经济领域，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在复苏和分化，中国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以顺应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构建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格局。习近平指出：“要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尽早确定今后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有早期收获计划和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落实，由易到难、由近及远，以点带线、由线到面，扎实开展经贸合作，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干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坚持走和平、共赢、互利的道路，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环境，又为建设和谐世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和赞扬，解构了一些国家“国强必霸”的历史陈见。
探索出一条新型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和平发展和和平崛起的必然路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致力于探寻强国富民之道，实现国家现代化。但现代化之路非常坎坷而艰辛，数次被外敌入侵等内忧外患所打断。而且，一些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的一些路径和办法，中国不能也不会复制、照搬。例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用发动军事战争的办法进行掠夺、推行殖民统治掠夺殖民地、贩卖黑奴掠夺廉价劳动力等等。通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新型的现代化之路。适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实行科教兴国战略，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建设文化大国强国和创新大国；不断提高党的“四自能力”和执政水平，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现代化中国。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比较中所发挥出的独特优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五个有利于”全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人民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国家代表人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进行调配。人民当家做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进行重点项目和社会设施建设，这使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大的自主性。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改革开放强大的助推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了相互扯皮、议而不决、扯而不休的现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短时间内集中力量以独特的竞争力和效率使得自身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避免遭受重创，并在金融危机之后展现了更强的恢复能力，迅速实现了自我恢复。汶川地震同样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保证了信息渠道畅通，受灾信息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避免了民众的恐慌。同时，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军队进入震区支援救灾，并在短时间内集结了大批救灾物资送到震区，如此快速的反应令全世界震惊和称赞。汶川震区灾后重建面广、难度高，但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调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汶川地区的灾后重建在短短三年内得以基本完成。众志成城抗击1998年特大洪水、中国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等事例，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大型高端国际论坛和国际峰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做出了贡献，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为中国带来了一定的优势。首先，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教训，这是人类探索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以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作为参考，中国的改革努力做到扬长避短、有所借鉴，尽量在发展中少走弯路，避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其次，发达国家已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技成果。“后发”的中国实际上是站在了已有的科技成果之上，有了较高的起点，这是“后发”为中国带来的重要优势。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直接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新，能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便省去了科学发现和自主研发的过程，减少了科学的探索时间，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了“弯道超车”。再次，中国注意借鉴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例如，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当然，“后发”并不意味着“必居上”，把“后发优势”绝对化，认为“后发必居上”的观点并不恰当。事实上，在强调后发优势的同时，也要看到后发的劣势。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都采取辩证的观点看待后发的优势和劣势，充分利用后发的机遇和条件，并努力把后发劣势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顺利地实现了跨越式和赶超式发展。天下之事，必作于细。新时期，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只有继续保持开拓创新、盎然有为的精神，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才能使改革不断深入，不断取得新成果，不断进入新境界，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