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晨之风（李涛，汉语言文学专业1995届校友）

2018年10月，晨之风在文学院作报告

我从来不敢在外头自称“作家”。逢着有学校让做个报告，我先跟听众交代清楚：别喊我作家，我就是个文字爱好者——说白了，就是一个喜欢扒拉汉字、跟键盘较劲的普通人。可要是有人追着问，你这点儿划拉句子的毛病，到底是在哪儿染上的？我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认账——根儿，就在南阳师专。是它把我引上了这条文学长路，上去就不想下来了，也没打算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踩着高考的“遗憾”进了南阳师专中文系。说“遗憾”是客气话——那年头重点高中高考升学率不到三成，我们学校虽然是省重点高中，加上中专统共录了三百六十人，里头能摸到重点大学门槛的，满打满算六十个。我考了个专科，按父亲的说法，“你是咱们方圆几个村子第一考上真正意义大学的，咱们祖坟冒青烟了，地下你爷你奶会很高兴的，咱家终于出个吃公家粮的”。父亲高兴，一狠心，杀了一只下蛋母鸡，全家打牙祭庆贺，其实我没能如愿，心里很烦。

可我对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这个人，家里是老大，老大似乎都是愚弱型的。脑袋瓜子平常，悟性一般，扔进人堆里眨眼就找不着。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淮阳中学刻在校训石上的那俩字——勤奋。不是啥聪明人的勤奋，是笨人的死磕：背不下来的古文就写好几遍，读不懂的理论苦思冥想到后半夜，聪明的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外出消遣，我在阅览室摘抄名人名言。这股子蛮劲，后来证明，它不光帮我考上了学，也帮我挨过了日后许多个灰暗的年头。

原想着，进师专，学中文，混张文凭，回去当个中学语文老师，娶个媳妇，安稳过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挺好。谁料想，南阳师专挂着“师范”的牌子，骨子里却是座文学的温床——校园里飘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像开春的杨絮，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往你鼻孔里钻、往你棉袄领口里钻、往你心里钻。你还没反应过来呢，人已经被传染了，满心向往文字，甘愿沉浸其中。

头一个把我引上文途的，是教《文学概论》的陈长生老师。

陈老师那时五十出头，长脸，面色红润，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可一双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说起话来中气足。他有个怪脾气——教材？你们自个儿看去，我只讲我读出来的、想出来的。于是他的课成了“文学现象发布会”，把文坛那点儿热点一件件拎上讲台，操起文艺理论这把“手术刀”，当众解剖给你看，筋是筋，骨是骨，半点不含糊。你要是走神了，他就停下来，盯着你，也不说话，直到你脸红为止。那眼神，比他骂你还让人难受。

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的一个周末论坛，论题围绕一本长篇小说展开。九四年前后，这部作品在文坛内外引发广泛热议，不少同学传阅品读。我们宿舍老七是正宗文学青年，不知从哪儿搞来一本翻得卷了边、快散架的，熄灯后借着灯光细读，看完了和大伙交流心得。陈老师却在课上把这部作品批得体无完肤，引论据、摆文本，说它颓靡空洞、格调可疑，句句在点上，说得我们服气。老七不服气，下课跑去跟陈老师辩论，结果被说得哑口无言，回来跟我们说：“陈老师这人，看着慈眉善目，评析作品一针见血。”

那一刻我才咂摸出味儿来：原来文学不全是风花雪月、吟风弄月，它还能这么吵、这么争、这么较真——它是要命的思辨，不是案头的摆设。就像论理，不是光比谁嗓门大，还得看谁有理。

前两年回母校，听说陈老师八十多了还在写旧体诗词，每日濡墨，笔耕不辍。我想，这就是文人吧——一辈子跟文字较劲，到老了也不肯松手，像老农攥着锄柄，死死地。遗憾的是，那回他去外地会诗友，我没见着他，没能恭恭敬敬的敬杯茶、鞠个躬。这份亏欠，记着，下次补上。

再一位，教《现代文学》的张书恒老师。张先生是华中师大现代文学硕士，主攻文学评论，在当时的南阳文艺圈已是响当当的角色。

他的课，我们私下叫“文坛龙门阵”——张老师跟南阳作家群那帮大佬熟得很，姚雪垠、二月河、周大新、田中禾、乔典运、周同宾……这些名字从他嘴里蹦出来，跟说隔壁王大爷李婶子没两样。他讲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凌解放”对“二月河”，一个革命气，一个古意浓，反差大得逗乐；讲《康熙大帝》连载时二月河白天上班晚上写，写到凌晨三四点，夏日蚊子凶，把腿泡搪瓷盆凉水里接着写。“这股狠劲儿，”张老师敲着黑板说，“你们自诩勤奋的，比比看。”我当年真被说得脸热——自愧不如。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勤奋了，顶多说一句“还算努力”。

张老师文章常发在学校《南都论坛》上，他对南阳作家群的观察与评述，悄悄推着那群人往前走。后来听说他九八年考进南京大学读博，毕了业特招入伍，去了《解放军报》，干到大校、主任编辑。再后来他写文章理性评析影视创作乱象，引发广泛讨论——我每回看见报上那名字，眼前就浮出他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比画着讲故事的样子。心想：这先生，从讲台到岗位，换了个地方继续以文字明理发声。

最接地气、最敢直言的，是教《写作概论》的刘克老师。

刘老师的课像“闲谝会”，往往书一合、茶杯一端，开讲：讲社会上稀奇古怪的事儿，讲文坛见闻，客观剖析行业现状。搁现在说叫“敢说真话”，当年听他直白剖白现实，我们时常心生感慨。他讲教师这碗饭如何清苦、社会如何势利眼、读书人如何不受待见，讲得我们这群穷学生心里五味杂陈，看清从教路上的清贫不易。

有一回他讲得兴起，说：“你们以后当了老师，别指望发财。发财的路子多了，偏偏选了这条路，那就得认命。但是——认命不等于认输。穷归穷，骨气不能丢。”说完，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又补了一句：“当然了，要是实在难以维持生计，也可以考虑转行。毕竟活着要紧。”

我们听了，哭笑不得。

可如今回头看，刘老师那些话语哪里是泼冷水？他是把现实的底掀给你看——让你先认清日子没那么好过，再琢磨你还愿不愿意守住一丁点儿理想。后来真走上岗位，九五、九六年教师地位不高，我也没有转行，心里老想起他说过：“看清了还不走，那才叫选对了路。”这话，年轻时听不进去，岁数到了，咂出咸淡。

南阳师专的好，还在那些挤进日程表的名家讲座。朴素得像个老农、掂个皮革提兜的二月河先生来讲过课，那天他慢悠悠解释自己笔名——取“二月河开凌解放”之意，暗合本名凌解放，又带诗味儿。现场有同学向先生请教书中创作相关问题，二月河先生从容风趣作答，温和从容的姿态，让文学褪去高高在上的距离感，让人倍感亲切。

秦俊讲《别廷芳传奇》，教我们怎么把故纸堆里的人物写出呼吸；周大新讲小说的角度与主题构思，我头一回晓得写东西还有这么多“机关”；周同宾讲乡土文学，说他怎样把豫西山沟沟的风、村庄上的炊烟译成文字；廖华歌讲创作规律，轻声细语，却温厚有力。这些讲座是一扇扇窗户，推开一扇，文学的天高地阔就多露一角。窗开多了，人的心就野了——不想只在课本里讨生活了。

九五年毕业，我回了淮阳。朱集高中、城关镇回民中学，最后落脚淮阳中学——教龄算下来，三十一年了。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是教师行业最灰暗的时段：囊中羞涩，社会上看待教书先生多有轻视，没人觉得你有多大用处。世态炎凉，年轻人的热脸常遇冷遇，真切体会过现实的磋磨。有一次相亲，对方听闻我是教师，态度十分冷淡。母亲为此难过，我安慰她：“没事，妈，只是彼此追求不同罢了。”

这就是现实，好在，我还有文字。

那些个冬夜，改完作业、批完作文，我在学校免费的灯光下写龙湖的荷、写淮阳的黄胶泥、写赶早集卖青菜的乡亲——不炫技，不趋时，就像田埂上蹲着的老农卷棵旱烟，有一搭没一搭往外吐心里话。慢慢地，文字成了我的精神自留地，是药，是退路，也是出口。有时候写着写着，自己都笑了：纵使现实多有困顿，我却能在纸上寻得内心丰盈。

这些年，零零散散在《人民日报》《读者》这类刊物上发了三百多篇短文，出了《从小村上路》《情漫陈州》四本小册子。有人问“成功秘诀”，我答不上来——哪有秘诀，就是淮中校训那俩字：勤奋。我智商平平，但认准一事不放手，写一天不行就写十年。十年不够，就二十年。反正我也不急，反正我也不打算靠这个发财。

同窗里不少人后来进了行政口，文学是他们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唯独我，还窝在这方格子间里码字，自得其乐。碰上学生里爱读书、爱写东西的苗子，我总多看两眼、多改几回作文——不是偏心，是承袭：当年南阳师专的老师们怎样待我，我便怎样待他们。这点儿薪火，得传下去。万一哪天哪个学生出息了，写了本书，在扉页上写一句“感谢我的语文老师”，那我就值了。

我是喝颍河水长大的，龙湖水滋润了我，是踩着淮阳黄土长成的。我的笔，只能为这片土地写。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乡土的守望，是心灵的还乡，是人在功利洪流里，最后那点尊严。

我知道，我今天这一切的起点，是卧龙岗上的那所南阳师专——如今它早已升格成南阳师范学院，本科，硕士点都有了，校门气派得我都不敢认。可我心里记得的，永远是那座专科学校：朴素的砖楼，梧桐树影，陈长生老师抱着教案慢悠悠走过操场的背影，还有少年时和同窗共读文学作品的美好时光。

是我“误入”了那条文途，却误了一辈子，不悔。

——2026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