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景象地天交，落拓狂生任笑嘲。到处歌声声不绝，满街齐唱《绣荷包》。”这是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都门竹枝词》中的一首。荷包在满语中称为“法都”，是装肉干、奶酪等食品用的小干粮袋，为满族人的日常配饰。清中期以后，荷包原有的实用功能逐渐退化，日臻华丽精致。翻阅《清实录》等史籍，荷包出场次数竟然不少，清朝皇帝用它来对大臣表示奖赏和恩宠，足见这小小荷包的“分量”。

 

在经过康乾盛世后，清朝的奢靡之风仍不减少，朝中官员不免“踵事增华，沾染习俗，闲有陈设之物”。嘉庆帝对这些浮华之物非常厌恶，他认为“复我满洲敦庞风气，使旗民人等，咸知节俭”，年节馈赠也应该免去那些奢华之物，最好只用荷包等小物件。

促使嘉庆帝明确提出荷包为年节馈赠之物，则是因为在嘉庆五年（1800），三阿哥绵恺刚至上书房读书，肃亲王永锡就向其进献玉器陈设等物。永锡不仅没有先行奏明，反而还令其府中太监转交皇后饭房太监私自递进。皇子上学向来外廷朝臣是不应参与干涉的。此事涉及内廷皇子，嘉庆帝认为其心不轨。

同年二月，嘉庆帝传谕内阁称“崇俭黜奢，治道所尚。朕素喜俭朴，乃出于天性。一切起居服御，不肯稍事纷靡”，并提及乾隆四十年（1775）以前，还是皇子的他在上书房读书时，遇到年节，赠予师傅及兄弟们的物品也不过是荷包等小物件，从来没有用陈设玩器相赠。最后，嘉庆帝特别声明，“如有以陈设玩好私相馈送者，一经察明，必治重罪。”嘉庆帝“崇俭黜奢”的决心由此可见。

如遇皇帝殡天，赐荷包一事则会暂时取消。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道光帝就以“皇考仁宗睿皇帝大故，未及一周”为由，表示“无意思及年节”，故对于发放荷包等项，“本年暂行停止，俟明年周年，再照从前赏给”。

嘉庆帝虽然钟情荷包，但也因其赏赐荷包而闹出过乌龙事件。

在一次行围中，蒙古青年托霍齐在山梁上遇到了一只老虎并将其射杀。清廷行围时，本该用虎枪（一种特别的长矛）击杀老虎等大型猛兽。因当时虎枪营的官兵是步行前进，来不及赶到，所以身上只配有鸟枪（类似旧式火枪）的托霍齐为不被老虎所伤便用鸟枪将其射杀。嘉庆帝亲眼所见托霍齐在遇到危险时临危不乱，用鸟枪杀虎，故赏给他蓝翎，赐荷包一对、银四两，作为对其勇敢行为的奖励。但嘉庆帝却没想到因为这次奖励，导致了在这一年9次行围中，4只老虎都是用鸟枪击获。

嘉庆二十一年（1816）八月，嘉庆帝从圆明园启銮至木兰围场，见总理虎枪营大臣绵恩等所上奏折中又提到用鸟枪杀虎等语，便非常不满。嘉庆帝觉得如此一来，虎枪营的官兵职责何在！故嘉庆帝在奏折上批复，当时奖赏托霍齐，是因为情况危急，老虎将要伤人，他能够随机应变，而不是因为他用鸟枪杀虎。如果都用鸟枪，又何须数百虎枪营官兵参与围猎。长此以往，虎枪营官兵的技艺也会日渐生疏，行围旧制也将废弛。而且这是清朝旧制，如果不加以整饬，恐怕会失去满人的习气。随后，嘉庆帝下令，日后行围时，如再遇老虎等大型猛兽，必须按照旧例用虎枪迎扎。只有当形势十分紧急，来不及用虎枪时，才可以使用鸟枪。总理虎枪营大臣等要永远遵行，如果有违规行为应立即参奏，绝不姑息。若是应该使用虎枪时用了鸟枪，总理虎枪营大臣与行围领队大臣不据实参奏的话，必当一并治罪。以后虎枪营官兵捕获老虎，仍照旧例头枪赏荷包一对，银四两。协同递枪者赏荷包一对，银二两。如有不得已而用鸟枪者，则将赏银减半。

在年终岁尾，皇帝赏赐荷包也会“因地制宜”。由于新疆等地的大臣身在外藩，所以皇帝会特意赏赐给他们福字荷包。而大臣们也将此视为恩惠，要上折谢恩。大臣们获赏荷包后，还要挂在腰间以示恩宠，以表重视。在清代徐珂所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载：“岁暮，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王大臣所赐为岁岁平安荷包，……外廷大臣亦间有赐荷包一者，皆佩于貂裘衿领间，泥首宫门，以谢宠眷。”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驻藏大臣奎焕和延茂收到光绪帝赏赐的福字荷包，延茂本打算与奎焕联衔谢恩，不料奎焕却早已将谢恩折发出，延茂只好自己单衔奏明情况。二人同城办事，按例应联衔谢恩，现在却分别单衔谢恩，双方显然是各存意见。这种事情当然不是朝廷所希望看到的，故要求二人摒除私见，以公事为重。

皇帝赏赐给大臣们的福字荷包，虽然是从皇宫出来的物件，但在转送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纰漏。光绪六年（1880）三月，就发生过一起御赐福字荷包在转送途中丢失的事件。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上奏，其所得御赐福字荷包等件经由各台站（即驿站）转送后，不仅木匣皮包都已经破烂，而且荷包中所放的银钱等物也少了大半。经逐台站严查，并未发现有遗失、窃取等行为，只是张家口所属布鲁图台站的站务松弛，亟须严饬整顿。

清代皇帝对荷包的喜爱甚至还影响到民间百姓。荷包虽不如金玉珠宝昂贵，却集吉祥于一身。它图案变化多端，内容丰富且形态万千，小小荷包传递的都是美好意愿与祝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2月12日 总第2873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