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发展到1948年迎来了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主动并适时提出“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纷纷响应，广泛汇聚了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力量，由此奠定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长期以来，人们谈论“五一口号”往往多是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展开论述，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五一口号”的意义和价值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阐释和挖掘。比如，可以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角度重新审视“五一口号”的意义和价值。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要想使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革命力量在精神上的团结。

一、“五一口号”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心态背景

为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和发表口号，后来约定俗成将“五一口号”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概念。“五一口号”（又称“五一”号召）一般特指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表的“五一口号”，共计二十三条内容，主题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解放战争，推翻蒋介石南京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的第五条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显然，这是一句立场鲜明、意义重大的政治口号，其实质是号召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协商谋划建立全新的中央政府，并用这一政府取代南京国民党政府，即用新政权代替旧政权，用新中国代替旧中国。

“五一口号”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然发生的政治事件。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民主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工农大众和民主党派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阶级、进步的阶级，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目的——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因此，这些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在革命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明确提出走向联合、共同携手的政治口号，无论是作为理想目标而提出，还是作为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工作任务而提出，都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当然，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提出这一口号，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心理背景，是瓜熟蒂落的结果而不是唐突贸然之举。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各民主党派希望和平，中国共产党“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但是，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和综合实力于1946年６月悍然发动内战，1947年７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以立法的形式表示同中国人民最后决裂。然而，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而转入战略反攻，战局发生了不利于国民党的根本变化。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双十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特别选在这一天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进入1948年，已经转入战略进攻的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继续取得重大胜利，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共产党以“参军保田”相号召，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力。而国民党，不仅陷于战场上的失败，国统区经济也陷于绝望的崩溃状态，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进一步濒临绝境。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国统区的民心所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各地学生运动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学生运动历来都是社会发展变动的风向标。由于大学生与一般的社会青年不同，具有文化水平较高、信息灵通、组织性较强等特点，又与家庭和社会有着深刻、广泛的联系，所以，国统区大学生运动口号的变化是社会心态变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除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外，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大多数人在不参加国民党“行宪国大”、国民党政府，以及反对伪宪法斗争中与共产党站在一起。1947年５月，国民党公然污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中共的“暴乱”工具，10月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严厉取缔民主同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爱国民主力量的政治态度加速分化。曾经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云集香港。1948年１月，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明确宣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他们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钦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成为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实际上表明了民盟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1948年１月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内部真正的革命派走向了大联合。在此次大会上，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被推举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民革由此便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民革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确定了推翻蒋介石政权，以及实现中国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任务，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明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由于各民主党派明确表明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使得国共两党民心争夺战的“天平”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这种条件下，“五一口号”的提出就成为顺应、凝聚民心民意之举，由此形成的强大舆论效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进而为建立新中国凝聚了家国人心。

二、“五一口号”提出后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效果

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角度看，“五一口号”取得了巨大成功。一般说来，一个政党提出口号并不难，难的是口号提出以后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号召力。

首先，“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认同。1948年５月５日，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郭沫若等人，联名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传于道途；武装人民纷起，胜利已可期待。国族重光，大计亟宜早定。”认为中共“五一口号”第五条“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明他们完全赞同“五一口号”第五条内容，由此推动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传播呼应热潮：同年５月，民联、民促分别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台湾同胞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同年６月，中国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民盟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声明“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以来，各方纷纷热烈响应，足见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主张，绝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民革中央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五一”号召的第五条建议“诚为结束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遵循的途径”。同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1948年８月至12月，民革中央、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等分别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就新政协问题展开多次讨论。共同的主张是，新政协应由中国共产党来召集，强调要建立的新中国应当是独立民主统一幸福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不能有反动独裁集团的代表参加。

其次，“五一口号”提出以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迅即付诸行动，纷纷北上。话语权建设效果固然要体现在通电、文章和论坛中，总之要体现在话语中，但更重要的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付诸行动，要体现在实践中，也就是要实现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1948年９月13日，沈钧儒、章伯钧与其他民主党派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前往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代表进行协商后达成协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召集。1949年１月22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的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于解放区》：“我们现在已经先后进入解放区来了。……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棉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愿在中共领导下”一语，庄严宣示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公认格局。

三、“五一口号”的提出及其被广泛接受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启示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适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取得了巨大成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国共产党军事胜利奠定的基础的原因，也有中国共产党长期进行宣传教育的原因；既有民主党派一直追求民主团结进步的原因，也有国民党当局倒逼爱国民主力量的原因。政治口号通常使用的是当时政治情境下最鲜明、最夺人耳目的词语。口号一出，应者百起，是口号成功的标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口号都能获得成功。如果口号提出来了，社会反响冷冷清清，希望动员的群众和力量或者没有听到，或者听到了却反应冷淡，或者口头上表示赞成而实际上却不跟着走，那么所提出的口号就失效了甚至失败了，提出口号的政党或政治力量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或达到政治目的。“五一口号”的提出及其被广泛接受，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面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第一，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成功的现实运动作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成功与否，不仅要看意识形态话语本身，还要看意识形态话语能否适应时代潮流和人民需要。只有在意识形态话语所主张的内容已具备实现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更直接地凝聚民心民意，并转化为现实行动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1948年，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话语权建设坚实的事实基础。如果单纯从理论上讲，1948年提出的“五一口号”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也可以提出，但是，那时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和远期任务而提出，因为缺少实现的现实条件，也就缺少直接的现实性和现实的政治号召力。

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政党领袖、代表人物亲自谋划和推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其实是由社会精英主导的。“五一口号”提出后，一大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发起了倡议，并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重大事项进行反复沟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无论在各自政党或团体内部还是在政党或团体之间，他们都进行了平等、充分、有效的交流和讨论，这是“五一口号”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比如，1948年５月１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动致函李济深、沈钧儒，信函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考虑到哈尔滨已经解放比较安全，可以在那里开会，民革、民盟和中共可以“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这封信函情真意切，毛泽东作为拥有强大武装力量且在战场上胜券在握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胸怀如此坦荡、境界如此高远、态度如此诚恳，着实撼人心魄！５月５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赞成。５月７日，中共中央电令中共华南分局，要求他们广泛接触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和爱国知名人士，就召开新政协问题积极交换意见。中共华南分局迅速行动起来，从５月８日起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在香港连续召开多次座谈会，形成了一个讨论新政协的热潮。

第三，主动并适时向社会投放正确的价值目标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原则。善于提出具有最大公约数、能够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目标，善于创造政治新概念、新话语，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当代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内涵虽不同，但在“人民总是人群中的大多数”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谁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心，谁就赢得了主导中国革命的力量，谁就能赢得中国，谁就能创造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必须善于并能够团结一切革命的阶级完成革命任务。历史已经表明，新政协、新中国这些新概念所承载的价值目标反映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的政治愿景，因此，“五一口号”才会形成广泛的话语共识和凝聚效应，并由卓越的政治目标变成伟大的政治现实。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决胜新时代，我们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总之，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做人的工作，关键就是凝聚人心，如果我们能够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我们就能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徐成芳、孙苓；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原文标题为《论“五一口号”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价值》）